文/姚斌
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了一种理论，以解释自远古以来导致生活水准相对停滞、让社会落入陷阱的机制。他认为，从长期来看，人类或许永远无法实现估值滑落，因为任何收获最终都将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每当社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食物剩余的时候，生活水准提升都只是暂时现象，因此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因此或迟或早，人类的增长将消耗掉富余的食物，使生活状况返回到基本生存水平，社会将变得与开发技术创新之前同样贫穷。将马尔萨斯的理论归纳起来就是，“富则生，穷则死，人多就穷”。200多年过去了，而这个理论却成为经济学家思考历史的框架。
吴乐旻先生对此进行长期的思考。他纵览已知的史实，认为前工业时代贫困陷阱的主要成因并不是人口增长，而是族群间的技术、文化和制度的竞择，既批判了马尔萨斯陷阱之谜，又揭示了现代增长起源之谜。即使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真的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也不是马尔萨斯机制。他的《富种起源》一书通篇就是这样思考的结晶。对于这样的观点，我无从评判，毕竟在这方面上我只是学习而已。但我早先阅读过一些论著，其中直击“马尔萨斯陷阱”问题，有四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角审视马尔萨斯陷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分别是奥戴德·盖勒的技术进步、马特·里德利的专业分工、斯科特·佩奇的模型思维和爱德华·威尔逊的学科融通。
■ 从不同角度审视马尔萨斯陷阱
（1）马尔萨斯机制突然消失
奥戴德·盖勒在《人类之旅》中反驳了“马尔萨斯陷阱″。盖勒认为，马尔萨斯的假说基于两块基石：其一是资源的增加导致人类有更多后代存活下来；其二是每当生存空间有限时，人口增长就会导致生活水准下降。可是讽刺之处在于，正当马尔萨斯完成他的著述、宣布在“贫困陷阱”将永远维持的时刻，他发现的机制却突然消退了，从停滞到增长的蜕变过程业已发生。人口大转型动摇了马尔萨斯机制的基石。突然之间，收入增长不在转移到支持人口膨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看到，技术进步带来长期生活水准的提高，给停滞时代敲响了丧钟。而生育率下降则撬开了马尔萨斯陷阱的闭合口，并预示着持续增长的现代社会的来临。工业革命中的技术进步带来了人力资本回报提高，性别工资差距缩小，童工现象减少，预期寿命延长，以及从农村向城市区域的移民增多，所有这些因素都推动了人口大转型过程中的生育率下降。技术创新的加速带来了对受教育劳动者的需求增加，加上预期寿命延长，童工现象减少，性别工资差距缩小，共同导致的人口大转型，让经济增长不再受制于人口增长的反向作用。最终，社会逃离了马尔萨斯陷阱的章鱼般的长臂约束，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飞速提高。
（2）马尔萨斯危机来自专业分工
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中告诉我们，人类个体的进步，也是整个物种的进步，整个经济都是依靠自然选择演进出来的。当进化到某个程度之后，人类的智慧就成为集体性和积累性的，这就是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人类经济的进步能够迅猛拉开序幕，一是通过市场交换，一是通过劳动分工。一旦形成了市场交换和劳动分工的机制，“专业化”就开始出现了，而创新也随之涌现。当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劳动分工，越来越多的人专攻主业，就变得越来越富裕。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貌似有理，实则错误，并不真正适合于人类。马尔萨斯式危机并不是人口增长的直接结果，而是专业分工削弱所致。自给自足的情况增多，是文明处于压力下的显著标志，也是界定生活水平下降的标准。一旦社会倒退为自给自足或者回归农业，那么萧条就会出现。驱动现代经济的创新永动机是思想观念日益频繁的交换。整个欧洲那时处于转轨时期，但最终走上了资本密集型道路，放弃了劳动密集型道路，成为“头一个建起了不再以人力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不再踏在奴隶和苦力的背上。”实际上，经济福祉每一次推进，背后都隐藏着新知识。如果知识不再发展，增长也很快到了极限。
（3）马尔萨斯忽视了创新潜力
斯科特·佩奇在《模型思维》中指出，人口学家用指数增长模型研究人口问题。如果每年增长6%，那么人口在12年内就可以翻一番，在36年内会翻三番，在100年内则会翻八番，即增长256倍。托马斯·马尔萨斯说，由于经济体生产粮食的能力是呈线性增长的，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因此，他预测灾难很快就会发生。幸运的是，那时出生率不久之后就下降了，工业革命的到来也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率。如果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那么马尔萨斯的预测应该是正确的。关键是，马尔萨斯忽视了创新的潜力。创新模型颠覆了马尔萨斯模型的趋势。这种只依靠单个模型其实是过于狂妄自大的表现，其做法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复杂性下，任何单个模型都有可能遭到失败。我们应该将逻辑一致性置于比直觉更优先的位置。相信只凭一个方程就可以解释和预测复杂的现实世界现象，会使真理成为那种很有“魅力”的简洁的数学公式的牺牲品。每种解释都会包含了一个逻辑上的缺憾。从数据本身来说，没有一个解释是特别有根据的。罗闻全说，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努力对同一组客观事实给出尽可能多的解释，并寄期望于时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关于这场危机更细致和更一致的解释就会浮现出来。
（4）马尔萨斯模型是封闭系统
有“当代达尔文”之称的爱德华·威尔逊基于世界复杂性进行思考，提出“融通”理论。威尔逊认为，一个好理论能够持续存在，并且能够准确预测许多现象，而这些预测又最容易通过观测和实验来验证。要将各大学术分支相结合，并且结束它们之间的文化战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把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之间的界限看作划分地域的边界，而是看成宽阔且多半是未探究的领域，有待双方合作参与研究。当我们从一种事实归纳出的结果与从另一种不同事实归纳出的结果相符合时，就达到了融通的阶段。融通是测试理论真实性的方法。如果我们进入经济学领域，就会发现，在没有学科融通的时代，会造成经济学研究的许多“缺失”。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等人所设想的经济，是一个收入循环的封闭的系统。经济系统在供需刺激的推动下，控制了世界的资源，并把资源转成有利的结果。根据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当生产个体和消费个体能够自由追求自我的最佳利益时，经济状况就会向前推动，为整个社会带来最高利益。
■ 证伪和稳健性检验并行
对于马尔萨斯陷阱还可以证伪的方法。卡尔·波普认为理论永远无法证实，因为潜在的可证伪的事实是未知的、无限的。科学的标准是可证伪性，只有命题可证伪，才能纳入科学。上帝存在无从证伪，因为我们没有技术去证伪这个命题。
然而，吴乐旻先生指出，仅仅进行证伪远远不够，还应该加上参数稳定性检验。改变参数设定，审视模型结果是否起伏，如果变化不大，那么模型就更有可信度。因此，他认为证伪和稳健性检验组成了科学进步的双车道。用新的事实去证伪一个理论，归根结底也只是发现假设非稳健的一种方式而已。即便能够证伪，也只是知道其中隐含假设出问题。如果能够绕开证伪，直接找出那个出问题的假设，可能更好更快捷。如果一定要在两条车道之间分一个主次的话，那么稳定性检验才是主车道，而证伪只是一条辅助车道。
很显然，卡尔·波普将辅助性车道当成了唯一的车道。在他的影响下，经济学界对可检验假说的追逐流于仪式化。它能增加参与者的神圣感，但却和实用无关。甚至，由于卡尔·波普把可检验假说的有无抬升到判断为科学标准的高度，导致许多新的学科分支蒙受不白之冤。本来可以百花齐放的经济科学，因为方法论的的教条，受到了桎梏。
假设可以偏离事实，但偏离事实的假设绝不能是敏感假设。敏感假设必符合事实。这就是理论的稳健性要求。如果修改一条假设，在使之接近真实的过程中，理论预测偏离了正确值，那么这个假设就是一条敏感假设，这个理论一定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全的。
科学的进步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是纯理论，是逻辑的丰富和发展，理论家不断推出新的定理。第二阶段是应用理论，是逻辑不同假设各种情景相结合，得到一批假说，以解释具体的现象。第三阶段是实证，即通过证伪或者对非稳健假设的挖掘，去推广应用理论发展出来的假说。这三个阶段周而复始，就是科学进步的本质。当我们推翻旧假说的时候，只存在有两种可能：第一，逻辑不自洽；第二，假设不稳健。如果是后者，那就再回到第一步和第二步，放松假设，在更一般的情形下寻找新的逻辑来解释现象。
逻辑本身只要自洽，就错不了。但逻辑只有与假设加起来，才能应用到现实中去。而逻辑一旦与假设相结合，因为假设可能错，场景可能不合适，所以理论也就有了错误的可能，这才是理论有了可证伪性。但证伪并不是要推翻逻辑，而是对逻辑在一个具体场合的应用提出疑问。
纳西姆·塔勒布指出，我们知道错误的事情远多于知道正确的事情。负向知识（什么是错的，什么不起作用）在错误面前比正向知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起作用）更强韧。如果我们发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肯定地说“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但即使我们从未见过一只黑天鹅，也不可以认为上述论断就真的正确。一个小小的例外即可推翻一个论断。因此，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什么某个事物就是什么，但证伪总比证实更容易找到依据。负向知识更为强大，但它并非十全十美。在一般情况下，失败和证伪比成功和证实能带来更多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说负向知识更强韧的原因。
■ 以“边域种化论”立论
吴乐旻之所以将这本书称作“富种起源”，是借用了“物种起源”的谐音。人们总以为生物演化是竞择压力的结果，其实不准确。演化的同时也是竞择松弛的结果。演化生物学文献中至少存在两个机制，使竞争压力有可能减缓，而不是加快生物的演化速度。竞择力度太大时，短期适应度会占据主导，演化会受到阻滞。也是因为竞择激烈，强化了某种短期价值，导致长期价值得不到发挥。如果自然选择过于激烈，有潜力的好基因就会因为短期的劣势而被淘汰。这一点可以从解释化石断层现象的间断平衡理论得到解释。从化石证据看，生物物种的演化并不总是渐进的。大多数情况下，化石所反映的物种形态一般是在保持长期稳定后，突然发生急剧而猛烈的变化。这一现象被称为间断平衡。
恩斯特·迈尔的“边域种化论”表明，被隔离的小种群往往会走向灭绝，而少数的成功者可能会变成新的物种，适应新的生态位，甚至在地理隔绝结束之后，与当年的母物种直接交锋，在很短的时间内替代并灭绝母物种，从而给古生物学家留下化石断层之谜。这个学说被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总结为“间断平衡论”。
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认为，以地质年代为尺度的生物进化过程不是处于静态平衡就是呈现跳跃式突变，而渐变并不是物种所处的常规状态。一个物种在其栖息地中心的中央群体可能不时地会呈现一些次要的适应性变化，但都只是同一物种的一些变种，戈尔德施米特称之为“形形色色的死胡同”。物种形成是宏观进化的基础，是急速进化分支发生过程中的一步。与以百万年计的物种存活期相比，这一过程至多只需几千年的时间。
吴乐旻认为他的“族群竞择”模型正是演化生物学中的间断平衡论。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的间断平衡，一大共同点就是边域种化现象。变化不是来自整体的渐变，而是从一点爆发，席卷全局。可是，经济增长理论却很少留意这个事实。“大一统增长理论”以马尔萨斯模型来描述拐点前的世界。可是我们已经知道，马尔萨斯效应并不是马尔萨斯陷阱出现的真正原因，打破一个次要的瓶颈并不能解释现代增长的起源。所以，基于马尔萨斯模型的大一统增长理论不可能是问题的真正答案。
内生增长理论把人口总量当作转折契机，完全背离了边域种化的思维。内生增长理论本身没有错，人口越多，思想冒尖出芽的机会就越多。但经济学家用它来解释工业革命，就好比100多年前的生物学家仅仅因为大种群产生的突变多，就把大种群看作基因漂移和物种演化的主要来源一样。在演化生物学中，这种理论早就被淘汰了，但它的等价理论仍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论述。事实是，现实世界里，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地是与欧洲大陆与海峡相隔的大不列颠岛。
以“边域种化论”来审视人类文明历史，是一个新的视角。像英国工业革命、苏格兰文明的起源、盎格鲁撒克逊崛起，再席卷全球。这些都是边域种化论的典型案例。边域是一种开放系统，容易发生突变。而边域对立面则是中心，中心相对来说是封闭系统。
现实世界的历史、制竞模型和生物演化，之所以都呈现出间断平衡的特征(即长期稳定后的急剧变化)，是因为它们都受到了竞择的影响，都带有竞择的两面性：竞择既可以是约束变化的自锁力量，也可以是加剧变化的不稳定因素。社会演化和生物演化的共性提示我们：竞择的角色转变是长期经济增长核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