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全球经济的颠覆性变革》的副标题是“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这就表明了其作者希尔顿·鲁特综合运用了复杂系统理论、网络结构模型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是自布莱恩·阿瑟的《复杂经济学》发表之后，复杂经济学理论的又一重要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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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的创立者布莱恩·阿瑟在《全球经济的颠覆性变革》的序言中指出，如果要理解一种经济体系的基本架构如何影响其长期稳定性，就要从其构成要素及其相关关系入手，考察及应对变革的韧性与运行效率。希尔顿·鲁特原创性地采用了复杂理论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行探讨。
在1870年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两大问题：一是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在同一市场内、不同市场间或贸易伙伴间，产品和服务质量及价格是如何确定的；二是经济体系的架构问题，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经济体系的构架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自1870年以来，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对于资源配置问题，普遍采用了数理模型分析，进而摇身成为20世纪经济理论的主流。然而，由于数理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经济体系的构架逐渐脱离了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范畴，经济学理论也愈发远离了适应、调整、创新、制度架构和结构性变革等重大议题，更遑论经济体系与制度的起源以及制度的变迁。
于是，复杂经济学应运而生。传统经济学理论将经济行为视为一种动态均衡，其中的理性行为人面对的总是可以清晰界定的问题，完全可以采用演绎推论的方法进行分析决策。而复杂经济学理论则认为，经济体时刻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其中的经济主体为了应对持续变化的环境，也在反复变换其合理化的选择方式，其结果是不断迭代、日益复杂的经济模态。复杂经济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伴随着历史变迁而持续演变的世界，即运用复杂理论来分析经济体是如何随时间而演变的，这更接近于政治经济学而非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
希尔顿·鲁特聚焦于经济体的构成要素及底层架构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并考察其最终针对整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在这其中，希尔顿·鲁特运用网络理论，着重分析了中欧在历史演进中出现的异同。欧洲政治经济的组织方式属于“小世界网络”，其构成要素为数个主要的中央枢纽，并通过血缘或联姻的方式相互松散的连接在一起。而中国的组织方式则以最顶端的中央为核心枢纽，然后与下属层级形成辐射状的链接。
在欧洲体系的权力结构中，一直葆有由民间社群制定规则的传统，罗马帝国灭亡后形成的权力关系网络是通过自组织的方式逐步建立起来的。欧洲的权力在王室和贵族豪门中更加分散，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婚姻和交易相互联结，最后形成集群。虽然没有一个王国强大到足以控制其他王国的地步，但随着财富和资源的积累，一小撮世袭的王侯逐渐扩大了统治区域，他们继续扩充连接的范围，以巩固自身作为网络轴心的地位，并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在集群之间的交互搭建桥梁。因此，欧洲权力结构兼具的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官僚机构和皇权结构，构成了一个旨在促进辽阔帝国进行行政管理和治理的网络。它属于分层级的轴辐式结构，与现代公司的管理网络非常相似。这种网络结构使皇帝能够统辖科举取士、军队调遣、官吏任免、刑狱刺察等各种治理职能，并协调礼乐民俗、地方士绅、宗教僧侣和外交关系。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网络，皇帝处于层级的顶端，具有最高的特征向量和中介中心性，同时也是一个核心断点。网络的这些特征对中国历朝历代的信息流动和创新，以及王朝的稳定性和活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正如希尔顿·鲁特所阐述的，虽然欧洲政治经济体系在执行效率方面稍逊一筹，但能够在外部的冲击之下保持较强的韧性，可以确保其基础架构稳定的同时具备吐故纳新的功能。经历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多次战争，但欧洲社会基础架构并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网络和政治经济制度在短时间内仍然得到复原。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则更凸显其稳定性，历往朝代亦可延续数百年，然而一旦处于核心枢纽的中央遭受冲击，其破坏力将快速传递至各属层级，导致整个体系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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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不稳定性主要源自东方的崛起，及其与西方迥异的治理和经济组织模式。综合多种学科及研究方法，包括政治经济学、复杂系统理论、计算社会科学，尤其是网络科学，希尔顿·鲁特就是以这种全新的视角来解析这样的问题的。
在一个有机的生态/社会系统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混沌、分形、涌现、均衡、扰动、渗流和级联。网络中的每个结点都交替扮演着能动或被动的角色，并通过一定的机制形成一个个枢纽，围绕某个或少数几个轴心不间断地运转，继而形成一个动态系统。每个结点的活力固然重要，然而任何网络的能量和韧性水平最终取决于其本身的构造。结构化的系统不是简单的整体，具备良性结构的系统能够释放出惊人的潜力，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哲学理念。
系统的复杂性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结点之间的连接方式是多样的，特别是随机连接、小世界连接和无标度连接。其次，枢纽作为一个能动系统表现出高维、非线性、分形、混沌等特性。最后，不同的连接方式决定了网状系统的整体行为模式，包括自适应、自演化、自组织、自同步和自涌现。
以系统论为指导的复杂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体系在多种要素的聚散离合驱动之下，时刻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其中的经济主体为了应对持续变化的环境，也在反复变换其合理的选择方式，于是形成了不断迭代、日益复杂的经济模态。如此周而复始后的结果，使得经济体不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机器，而变成一个持续演变、永远处在重构过程中的复杂系统。因此，基于线性思维和公式推导的新旧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答案，这就难免再次陷入卡尔·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经济学的窠臼。
网络科学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许多重大的社会议题均具有结构性网络的属性，包括流行病防治、制度创新、科学发现、社会声誉、影响和信任、信息传播，以及金融、贸易和供应链等。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人们常常忽视那些显性的宏观因素，比如影响朝代更替的规则、习俗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统治者对破坏性创新的接受程度等。当将网络科学应用于制度经济学时，就能检验出制度对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将网络科学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社会变革，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社会稳定性和韧性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又将影响制度设计的组合方式，进而决定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
复杂系统理论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其中常规的网络分析工具集合了许多概念，包括模仿、羊群效应、自组织临界性和正向反馈等，均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自然演进和自组织变革过程的理解。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系统的整体行为取决于其独特的网络结构，我们沿此思路可以向纵深挖掘不同系统之间的行为差异。
希尔顿·鲁特研究了世界经济史上五次重大变革，试图将复杂网络系统理论应用于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其中特别关注网络拓扑结构及其对亚欧社会不同发展轨迹的影响。鲁特发现，网络动力决定了每个系统的稳定性，这是经济转型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历史上王位的继承问题，对中欧的经济发展均关系重大，对社会和技术资本的深度积累和扩散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各地变革的起因和规则不尽相同，但往往与王朝的更替或接续相伴，因此呈现出间歇性的特征。鲁特深入研究了中欧共同演进过程中宏观与微观层面密切交织的各种关系。宏观和微观系统各自遵循一套独立的法则运行，两种法则不可能同时界定——界定其中一种，未必能界定另一个。
经济大转型的过程就充分展示了复杂系统中有关现象的全部行为特征，即自组织临界性。它可以理解为一个由两个阶段组成的变化过程。第一阶段，即自组织阶段，是指不受外力直接影响自身结构和模式的形成阶段。例如，鸟类的成群结队、萤火虫等同步闪光、蜂群的协同合作以及胚胎的形成。第二阶段，即相变阶段，发生在系统跨越一个临界点的时刻。一旦突破了这个临界点，系统整体的动力机制就会突然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比如，地壳的板块构造始终处于运动状态，积累了数千年的压力会在地震发生的刹那之间全部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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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的动力机制支配着大型系统的演变方式及其韧性。网络结构细微差异不仅影响着组织行为的活力，还影响系统变化幅度与节奏。希尔顿·鲁特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发现，有两种动态的现象赋予中欧不同的制度属性。相比之下，欧洲的网络拓扑在两个领域具有进化优势。
①创新与适应性
在欧洲模式中，多个枢纽的分布式连接提供了多条路径，信息可以选择性地延此从本地单元流进整个系统，并能找到返回的路径。思想和发明可以畅行整个欧洲大陆，而不会遇到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强行设置的分界点。
欧洲工业化的奥秘在于掌握了如何从“忽高忽低的信息浪潮中收获一次次的技术突破”。创新取得强大的传播力，以至于会不时的出现飞跃，其动力源来自两个：首先，王室贵族的网络构成了破坏性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欧洲的工业化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多轮的综合性社会变革当中完成的，而不是孤立地着眼于技术革新的。
工业化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簇拥之下兴起的泛欧洲的文化运动。这些发生在局部和单个群体的突破经过广泛的传播叠加起来，创造了一个遍及欧洲的变革时代，增强了整个大陆的技术水平。尽管变化不断发生，但其连续性是西方体制的本质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国家形式、新的政府形式、新的经济制度、新的经济关系、新的历史概念、新的真理概念……其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如果欧洲没有经历自组织、自下而上的文化转型浪潮，就不会有持续增长的腾飞。由其高阶君主制网络提供的整个系统的政治连续性，直到一战后仍然保持比较完整，而由此提供的稳定性使得欧洲的生产能力最终超过中国，尽管后者拥有两千年的帝国统治。
这种信息传播的自由度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便达到了鼎盛，它包括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外交界的合纵连横，以及人才在多个国家的自由流动。自秦统一全国之后，轴幅式的皇权体制摄取了高度集中化的属性，唯有皇权统治下的官僚体系在承担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其优势在于可以立即突破局部的连接，将官方的信息迅速传播到其策源地之外，形成覆盖全网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特殊情况下，轴心随时可以越过枢纽，与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结点发生连接。例如，皇帝可以钦点官员，也可以亲自审理案件。
在漫长的皇权统治时期，因农民起义间或引发的战乱和分裂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而少有创新性。因为其性质是官民双方在维护压制和争取生权之间的殊死搏斗，而不是势力相对均衡状态下的竞争。即使在僵持阶段出现了短暂的藩镇和军阀割据，其性质也与春秋战国时期多国林立、图强争霸的格局大不相同，实际上，更加限制了思想、技术和资源的自由流动。最终，无论孰胜孰败，皇权统治总之是要恢复的。直到19世纪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其封闭数百年的国门时，末代的大清王朝虽有短暂而片刻的醒悟，但整个统治系统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信息及其载体的流动全部被纳入官方的控制之下，目的在运用过滤机制阻止有违官僚统治和有伤社会风化的思想传播，由此便限制了自组织复杂行为的范围，同时也阻断了潜在破坏性创新的传播。
如上所述，希尔顿·鲁特解释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 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
②抗崩塌的能力
网络通过不同的稳定性、适应性和扩散性，影响了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进程。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一系列颠覆性创新重塑了欧洲的面貌，使之在经受动荡事件的冲击之后更具复原力。这反映在制度管理者对政治和社会风险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上，这种处理差异使全球冲突成为不同网络组织体系之间的较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方在日趋密集的接触和碰撞中更加显现出网络结构在发展动力上的优劣，而技术和器物的差距只是其中的副产品而已。对一个国家来说，衡量先进与落后的目标绝不仅仅指技术和器物的忧虑，更不是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而是要看从治理理念到制度设计，从组织形式到行为规范等一整套，包含在全网当中的综合因素，就像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技术和规模一样。
欧洲各轴心和关键枢纽之间的关系，只能以不断漂移的中心度分布来衡量，鲜有稳定的状态。分布格局的变化有时相当显著，但没有改变系统的整体稳定性。例如，16世纪的新教改革打垮了一些王室，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君主集群，但并没有损害系统秩序的整体性。与更集中的网络构架相比，欧洲的小世界网络连接更能帮助系统抵御干扰。这种恢复力的特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欧洲的工业化道路，包括文化和思想的变革，都具有极具破坏性的事件。在欧洲，即使几个主要枢纽遭到移除，其余高度连接的枢纽仍然能够同步运行，从而保持了系统级的稳定性。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包括深入人心的政治理想、伦理价值、制度构架以及人生态度和表达方式，这些基本上完好无损地维持了两千年之久。然而，在高度统一的遗产背后，存在着持久的结构性弱点。中国的网络结构允许向现有轴心添加更多的边缘(链接)，但阻碍了来往联通中心的新枢纽的生成，故而在高度稳定的同时，也失去了敏感度和灵活性。轴心试图覆盖全部结点，而局部的故障要么长期失察，要么耗费很高的成本进行修复。
当重大事件危及整个系统时，轴心就会面临被移除的危险，此时的轴心希望有更多的枢纽为其纾困，但往往发现为时已晚。儒家思想教育人们崇尚权力和权威，效忠皇帝，官僚体制层层向上负责。轴心一旦移除，网络的拓扑结构会彻底改变，单一枢纽的决断力及其与其余枢纽的连通性将大幅削弱。如果枢纽发生断裂，结点意识到已经失去了与轴心连接，势必出现全网的碎片化，可以用群龙无首、六神无主和一盘散沙来形容这种状态。中国在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时期，几乎都会招致狼烟四起、天下大乱的局面。我们可以通过阅读18世纪曹雪芹的经典著作《红楼梦》，看到了在精致优雅的大观园背后隐藏的腐朽和自我毁灭的必然性。
欧洲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识别系统韧性的视角。它在几个重要转型阶段展示了强劲的恢复力，是因为它通过不断向网络结构中添加新结点来扩充规模，并适应了系统内在的自组织状态。各个主体在局部产生密集的交互作用，使系统在多股力量角力之下能保持相对均衡。网络结构是决定长期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的平衡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认知范围，因为它是一种没有设计师的设计。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沿着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找出导致数次重大变迁背后的关键因素和驱动力。将它们整理成一个统一的叙述，希尔顿·鲁特寄希望于提供两个启示：一是从网络互联的视角来分析大规模的历史变迁，二是用经济发展的效果来检验制度的生命力，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对人类进步的未来展开深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