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读史，有几个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
1.“常平新法”的失败
王安石变法大家可能历史书上都看过。但可能不太明白它先进在何处。带大家回顾一下。熙宁二年(1069年)之前，使用的赈灾方法是“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用白话说意思就是大米的价格高了就卖米,大米的市价就降了;大米的价格低了就买米,大米的市价就增了。（是不是有些熟悉，想想原教旨价投的低买高卖）起的是平庸米价的作用，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但这个政策呢，有一个前提是，国家的巨量财政支持。买米需要很多钱，储存加上损耗、运输也需要很大的成本。古时生产力落后，这个政策带给国家巨大的负担，并且实施时也有着巨大的问题——不同地区市场价相差悬殊。比如汉元帝时，山东饥荒,,谷价市场价是500钱,常平仓作用之下,谷价压到了300钱，远低于市场价,但是百姓依旧买不起。
到了北宋时期，为了解决或者说缓解需要巨量财政这个缺点以及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价悬殊。“常平新法”推出，改变是将常平仓、广惠仓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人民，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ZF的财政收入。看起来很完美，但是结果我们都知道，失败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在施行过程中，各级层层加利率，从20%加到30%再到50%甚至100%。第二，本来规定借贷是自愿的，结果后面强行摊派，甚至平均摊派。第三，雁过拔毛，第四，催债残酷，苏轼写了一首诗“我是朱陈旧使君， 劝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哪堪画， 县吏催钱夜打门”。当然，历史书上还会写是触动了商人、官宦、农民等各个群体的利益。好的出发点，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封建王朝系统也会纠错。
现代草履虫的简单思维既理解不来旧法的缺点，也理解不了新法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有纠错的可能。而事实是如此。多想想，会有更多收获。
2.申不害变法的失败
李悝变法使得魏国成为了战国初期的霸主。申不害变法与商鞅变法实际上都参考了魏国的李悝变法。两个变法都增强了国力，有了很好的成果，但一个最终成功了，即使商鞅被处死。一个却失败了。
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商鞅变法坚持“法制”，当然，是在封建君主集权制下的法制。贵族犯法也要治罪。所以即使变法人死亡，也不太改变结局。申不害变法侧重“吏治”，更关注人的作用。比如申不害提倡君主使用“术”作为官吏各方面考核的指标。具体变法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很有意思。法制，在古时候也很重要。
外部原因也很重要，韩国紧靠着强大的魏国，没有战略纵深，却还高调训练新兵。好大喜功不知韬光养晦。
3.信徒遇洪水
一个信仰上帝但没什么文化的虔诚信徒有一天遇到了洪水，他爬上了屋顶，相信上帝一定会救他。他虔诚跪下来祈祷。
过了一会儿，洪水涨到了他的膝盖，一个划小舢板的人请他上船，他说：“不，上帝会来救我。”
之后，洪水涨到了腹部，一个驾帆船的人请他上船，他说：“不，上帝会来救我。”
又一会儿，洪水涨到胸口，一个开轮船的人请他上船，他仍然说：“不，上帝会来救我。”
最后，他淹死在了洪水里。
死后，他上了天堂后质问上帝为什么不救他。上帝回答：“不 ，我已经救过你三次。”
我们不妨再想想，既然他有力气能爬上屋顶，或许一开始也能有其他办法，上帝说不定还救了他一次。我们人与草履虫的区别是，人有脑子，会思考。
最后的最后，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分歧，其实不是分歧，因为与“是非”无关，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非”观是一致的，更多的其实是手段的分歧。手段的分歧，无非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看地长远一些，相信常识就好。现在，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说三声——理性，理性，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