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楼继伟…最新发声！

11月13日，在“第11届财新峰会：重建全球信任”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等大咖悉数出席，就全球经济如何复苏，中国又将如何应对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周小川表示，各国自G20峰会成立后，做了一些完善多边机制的行动。在经济和财经方面，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在央行协调方面,有国际清算银行（BIS），反洗钱方面有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贸易方面,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开放性机构方面，有区域性开发银行。此外联合国也有一些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都显得不充分，和大家的期望有差距。

“这些机构涉及到不同的专业，但是涉及到全球协调、特别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时改进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同时要动员有效的资源，特别是财力资源来应对危机，对危机特别是有损害之处要有所救助，在这方面能力应该说是十分不足的。”周小川说。

周小川指出，全球化进展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到目前为止，全球通货膨胀已经非常趋同，美国的货币政策反复强调溢出作用，这个溢出作用很明显，会导致资本异常流动等。如果从技术上来看，财政货币政策传导也出现了问题，它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没有一种合理的协调共识，同时把溢出的负面效应能够控制到有限的范围。

周小川认为，我们应主张通过问题导向去求解，从易到难去寻找共识，这方面首先要做研究工作，要大胆探索，有所创新。

在货币政策方面，首先要考虑到货币政策溢出的影响，必须对储备货币的结构有所考虑。对于异常资本流动，需要想办法建立一些初步机制，来加以协调，特别要建立一种全球性机制，可以协调流动性安排，同时也可以考虑创造流动性来解决全球性问题。

在财政政策方面，要解决数字税的问题。数字税目前处于僵局，特别是法国和美国之间。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出现了巨大难度，它有很多是非常不好界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机构应该交税，但因为有税收收入的竞争机制，机构究竟交税给谁这也是一个问题。应该设想有一种多边性的职能机构在中间起到作用，这样就能明显减少争议。

此外，周小川还提出，多边主义还要改善关于碳中和的问题，各个国家应领走自己的任务，在自己国家内作出重大努力以实现碳中和。

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方挑战，而我国又将如何应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对此，楼继伟表示，下一步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会继续扩张。

楼继伟指出，目前全球经济贸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第一，新冠疫情的蔓延反复，可能需要到明年底之后，全球才能控制住疫情；第二，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摩擦没有停止之势，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下行压力；第三，民粹主义潮流在全球蔓延，在一些国家已经不同程度地政治化了；第四，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以往债务周期的积累，危机、衰退复苏对应着繁荣、衰退、停顿、复苏。

楼继伟表示，接下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继续扩张，比较艰难的是债务率高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在缩小，扩张的力度要把握好，要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保中小企业，还要防止企业和居民杠杆率抬高太多。金融业务要继续降杠杆，今年可以看到宏观杠杆率在上升是没有办法。“因此，需要降下来的还要降，特别是金融业务自身的加杠杆要降。” 楼继伟说。

此外，谈到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退坡时，楼继伟表示，目前全球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债务在积累，经济远谈不上复苏，资产价格却在高位。一旦经济复苏，过多的流动性需要收回，也有债务破灭的风险。因此退出的节奏一定要掌握好，不能让经济复苏对应债务危机。

“新基建”成为了今年投资领域的热门词汇，在不断发力提速的背景下，政府应如何考虑对新基建的施策？对此，刘世锦提出，新基建不适合作为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

刘世锦指出，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有三点区别。在性质上，传统基建基本是由政府直接主导运营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而新基建是具有平台经济特性的技术或产品，一般由企业投资运营，可通俗理解为企业的商品。在投资回报上，与政府此前投资的运营效益不佳的项目相比，新基建的“弹性容忍度”更低，因而也不适合由政府主导。

最重要的是，新基建本质上属于一种由新技术支撑的一种新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多还不成熟，正处在成长期，它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更适合风险投资。

刘世锦认为，当前政府应把市场秩序建设好，开放一些公共部门的信息，保护信息中间的隐私。还要重视数字技术基础研究的短板。“比如像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的平台，基本上都是国外那些大公司的。国内现在也在发展，但是还是比较少。”刘世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