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社专家委员会建言中国经济：“十四五”期间应兼顾发展和安全，稳中求进推动资本市场改革

与会专家表示，“十四五”开局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金融风险防治任务依旧艰巨。当前我国应在持续深化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开放的同时，进一步防范好周期性结构性挑战，做到发展与安全并重，让市场形成稳定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考虑将在既往应对周期性和结构性挑战基础上做加法。发展和安全相互依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必须从安全角度做出相应部署；

二是市场主体安全是最重要的、最具基础意义的。中国经济能不能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二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看企业。在诸多安全考量中，宏观经济政策设计，特别是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要凸显对市场主体安全的考虑。这方面，目前减税降费执行落地实施的效果较好，未来金融政策安排也应该把保企业保市场主体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明确地提出来；

三是财政安全是最后一道防线。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财政必须扩张。扩张操作不能只看收益，还要看成本，须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加以抉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表示，从当前的宏观经济数据和对微观主体的调研感受看，目前工业生产能力恢复得比较快，部分行业的供给能力已接近疫情前的生产能力，但需求侧仍相对较弱。当前需求侧刺激政策在边际减弱，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刺激政策短期内不需要再加力了，不过，很多前期出台的临时政策到明年一季度就要到期，要对这些政策的到期有提前过渡性的安排，以平滑临时性政策集中退出对明年经济的影响。

谈及“十四五”规划，陈道富认为，中国未来5-10年的表现或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是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腾飞的重要窗口。如果能抓住这个窗口期，解决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和空间可能会更好。在这一窗口期，如果宏观经济发展能熬过调整期，在微观上让市场主体自主成长，不同主体之间能够发挥应有的功能，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就能抓住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当前海外疫情的二次爆发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不能低估，经济增长前景的不明朗会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不是短期的，可能会是中长期。中国由于疫情防控得当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外资今年以来不断赞扬人民币资产是不可或缺的投资机会，但这也有可能会造成资本的过度流入和资产泡沫，为未来埋下风险隐患，需要警惕。

谈及“十四五”期间的金融开放，管涛认为，坚定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应该是“十四五”期间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国际化的主攻方向。尽管我国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正式清零，但我国在金融交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差距依然较大，需要稳中求进地进一步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制度不健全下的开放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市场波动，因此，设计制度型的金融开放路径，应该稳扎稳打、稳中有进，宏观调控框架要进一步提升透明度，让市场形成稳定的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认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不断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体制机制，这里面也包括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受疫情的影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密切关注地方政府、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和中小商业银行等三类主体的金融风险，也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的传染问题。

何德旭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不仅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在金融风险防控的过程中，特别要注重提高应对金融风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注重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有效的防控金融风险的战略体系。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其内涵非常丰富。“十四五”期间要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通过融资体系、融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让金融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更加有效，让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金融对外开放的扩大都会带来融资结构的变化，在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这一趋势和变化值得密切关注。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公报中谈及了四大关系，一是将改革、开放、创新三者并列起来，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是开放与自主的关系，四是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李迅雷认为，虽然公报中未提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从近期监管层的密切表述来看，将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促进居民储蓄和收入合理增长。这就可以解释预期中的“降准降息”并没有出现，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意味着央行将促进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就财政政策而言，李迅雷认为实际上也是“积极偏稳健”，因为一直在强调政府过紧日子，大幅压减行政性开支，同时，对基建投资也非常谨慎，强调投入产品比。

在资本市场方面，李迅雷表示，发展资本市场这个大的逻辑是不会变化的，当前资本市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探索出了一套改革路径，未来要引导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要求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金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也希望A股市场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不断走向发展。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庆）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庆表示，从政策角度，央行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不断收缩杠杆的前提下，尽可能保证市场资金供应的平衡，充分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换挡，货币政策不再“大水漫灌”，而是进行更加精准、更加科学的逆周期调节力度。

他指出，未来，A股预计将迎来更多海外资金主动配置，将改善投资者结构，推动A股市场国际化进程，优化投资者结构，从而进一步改善股市的运行环境。

“中国股票市场今年以来在全球表现几乎是最好的。”王庆指出，我国资本市场已经从新冠疫情中逐步复苏，随着更高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发展、更科学的宏观政策，资本市场平稳健康的基础将更加稳固。当然长牛、慢牛的实现还需要更多高质量、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企业在A股融资，打造中国版本的“FAANG”，使它们成为中国市场长期增长、吸引中长线基金价值投资的压舱石，成为A股市场长期健康增长的压舱石。同时，辅之以退市制度等一系列资本市场政策的完善，既能引入活水，又能排出污水，如此，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可期。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新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预计将给未来5年的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变化和丰富的投资机会。银华基金对“十四五规划”和“双循环战略”的理解可以总结成四点：一是经济进入加速转型阶段，波动率或进一步降低；二是科技创新支持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三是数字科技创造新场景挖掘消费潜力；四是资本市场的持续改革发展。这四点判断和理解也将成为银华基金未来五年中长期研究分析的基础和投资决策的主线。

王立新表示，现在中央对资本市场的重视前所未有，明年的资本市场可能会面临一定压力，但还是会有结构性行情。从公募基金的角度，对于资本市场在“十四五”期间的发展，银华基金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深化注册制改革和退市制度，统一交易制度，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短板；二是推进更高水平的资本市场开放。

（中国中车董事会秘书谢纪龙）

中国中车董事会秘书谢纪龙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里提出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在其中，还要建设交通强国。中国铁路行业在十二五、十三五这10年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国家铁路集团功不可没，但是在行业改革发展过程中间配套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到位，比如，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要靠国家铁路集团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筹集，导致他的资产负债率不断攀升，已经达到了65%的考核管理水平，这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有相应的资本金注入，才能逐步形成良性循环，否则，将会走向恶性循环的死路。所以在“十四五”期间打通铁路投融资通道非常重要，包括民营资本、社会资本如何进入到铁路里来，资本市场通道怎么打开，还有国铁的资本金怎么样给予支持等问题的解决，使这个产业能够得到科学的发展，可能更为有利。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指出，消费升级是实现“双循环”战略的重要抓手。随着世界疫情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恶化，我国多年来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架马车拉动经济的模式应该很不适应剧变中的新的国家经济形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适时提出，必须依靠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战略，以推动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消费升级我认为显得更加重要，也更为迫切。

詹国枢认为，除了外部因素外，消费升级还有内在的动因，唯有消费不断升级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永不停歇的向往的追求。因此，消费升级目标和方向有四个方向，第一个要更加方便，第二个要更加舒适，第三个要更加愉悦，第四个要更加安全。消费升级从总体目标看，必须沿着以上四个方向发力。

对于如何具体实施消费升级，詹国枢表示，大体分为内涵发力和外延发力两种途径。内涵发力是层面的扩展与升级，外延发力是另辟蹊径，在增量上下功夫，甚至产生新的消费业态。（本文摄影：宋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