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一个旷世奇才究竟是先天还是后天，总是困扰着我们。有的人归之于先天，遂形成了“先天论”，而有的人则归之于后天，遂形成了“后天论”。这是一种二分法。长期以来，先天论与后天论各执一词，却没有结果。在马特·里德利看来，一个旷世奇才既不是先天论，也不是后天论，而是先天与后天之间的共同作用。我认为，《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是目前最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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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利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先天和后天共同决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对立，而是交互作用。人的本性实际上是一个结合体。它的形成混合了达尔文的普遍性、高尔顿的遗传、詹姆斯的本能、德弗里斯的基因、巴甫洛夫的反射、华生的关联、克雷佩林的历史、弗洛伊德的形成式经历、博厄斯的文化、杜尔凯姆的劳动分工、皮亚杰的发展和劳伦兹的印刻效应。以上内容都能影响人类心智。所有关于人类本性的论述必须要包括这些才算完整。如果将一切现象归于先天与后天，或者基因与环境的大范围里，那是极具误导性的。
人类行为的进化不同于人体结构的进化，从人体结构上看，人与动物的大多数相似性是源于共同遗传，或是演化论中所说的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惯性。但是，相差甚远的物种，若生活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中，根据趋同进化，它们会有相似的社会结构。当两个物种展示出相似的行为，这就说明了不关“先天”，而是显示了环境给它们施加的影响。科学家注意到，在不同的实验室中培育出具有同样的攻击性的老鼠种系，在一个环境下具有攻击性，而在另一个环境下却很温顺。对此的解释是，对待老鼠幼儿的方式有所不同。
行为是本能性的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这意味着，若有预期中的环境，行为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遗传的、天生的和智慧的。本能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普遍存在性。这就是说，如果有某个东西在一个人那儿是本能式的，那么所有的人之间也会如此。但是，丹尼尔·丹尼特对此评论道，在人类身上，你不能把你见到的任何东西视为本能，因为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个推理论证后得到的结果，一个模仿的仪式，或者一个学到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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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斯特斯曾说，许多教授倾向于认为自己孩子的智商是先天遗传的，却把他们学生的智力归为是后天培养的。弗朗西斯·高尔顿就是这样。他认为，他和查尔斯·达尔文的聪明才智都是从他们的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1869年，高尔顿在他的《遗传的天才》中写道：“太多才能或多或少有些出众的人都有杰出的亲属，如此多的例子足以证明天才是遗传的。”
大多数评论家批评高尔顿夸大了遗传的作用，却忽略了后天培养和家庭的贡献。植物学家阿尔方斯·康多尔指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伟大的科学家来自的那些国家或城市，大都具有宽容的宗教氛围、广泛的贸易往来、温和的气候和民主的政府。这表明成就更多的取决于环境和机会，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先天决定了一个人的方向，后天推动他沿此向前发展。”
遗传度是平均数，是人体性状或者疾病由基因决定程度，一般用百分比表示。一个性状的表现是受遗传和环境两方面因素决定的。遗传度说明了两者作用的相对大小，即从变异的角变，将遗传作用与环境作用的相对重要性给以定量化。比如身高的遗传度为85%，这表示人体的高度的85%是由基因决定的，其它15%是由环境决定的。从遗传和培育的角度看，就是后天环境改变可以对性状的改善程度。也就是说身高通过后天的营养、睡眠、运动可以增加身高20%。
由于地理位置、阶层或金钱等偶然因素，大多数学校的学生都有相似的背景。也就是说，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是相似的教育。由此可见，环境造成的差异降到最小化，学校在不知不觉中将遗传的作用提到最大化，得分高学生和得分低学生之间的差异一定归因于基因，因为只剩下它能带来改变。这就说明了遗传度测量的是什么在变化，而不是什么在决定。
同样的，在一个真正实行精英统治的社会中，所有人有着均等的机会，接受同样的训练，那些最优秀的运动员通常有最好的基因。运动能力的遗传度接近100%。在一个与之相反的社会中，只有少数有权势的人才能有充足的食物，有机会参与训练，那么背景和机会将决定谁可以赢得比赛。在这种情况下，遗传度为零。因此，这又造成一个悖论：我们越是让社会平等，遗传度就越高，基因体现的作用就越大。对于那些执着精英统治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人们没有理由去歧视出身于低层次背景的人，也不必用异样的眼光打量那些来自不寻常家庭的人。一个各方面条件匮乏的童年并不会令一个人形成某种个性。环境决定论和基因决定论一样，都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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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因素是测量智力的一个标尺。但是，g因素不是一切。双胞胎研究揭示了环境对智力的影响作用。和个性不同，智力受到家庭的强烈影响。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确会令你更容易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最贫穷的孩子之间，个人的IQ分数体现的可见度几乎可完全归因于他们共享的环境，而不是基因类型。在富裕的家庭，事实恰恰相反。换句话说，每年只有几千块的生活会严重降低你的智力，但是每年有4万美元或40万美元的生活，则不会造成人们的智力产生多少差别。
即使个人成就的相对差异完全可以解释为基因的作用，也不代表环境就不重要。在大多数样本中，之所以发现基因有强烈的影响，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非常幸福、相互关心、富裕满足的家庭里。如果没有这些，基因也无能为力。这一点对个性也同样成立。父母不可能因为对孩子更严厉便改变孩子成年以后的个性。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他们曾经把孩子每天锁在房间里长达10个小时，每周如此，那么他的个性一定会有所改变。
年龄越大，家庭背景对IQ值的影响程度就越小，基因则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亲生父母聪明的孤儿，被一对愚钝的父母收养，他也许在学校的表现不怎么样，但到了中年时候，他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教授。而一对愚笨父母留下的孤儿，被双双获得诺贝尔奖的父母收养，也许他在学校时表现相对出色，但到了中年时候，他可能会从事一份对阅读技能和思维能力要求都不高的工作。
两个人生长在同样的环境里，其中一个人依然处于一个环境中，那么环境对其的确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不能持续到他离开共享环境的阶段。收养子女童年时期生活在一起，他们有相似的IQ值。但当成年以后，他们的IQ基本上不相关。对成年人来说，智力和个性一样，大多受遗传的影响，部分程度受到个人经历中特有的因素影响，极少一部分受到成长家庭的影响。这是一个有违直觉的观点，它摧毁了以往的那种认为基因先起作用，后天影响在后的观点。
基因会影响一个人的求知欲，而不是能力。他们不会让你聪明，只会让你更喜欢学习。因为你喜欢了，因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于是你就更聪明了。先天只能通过后天来起作用。它只会刺激人们寻找满足自己渴望的环境因素。环境则放大了这些微小的基因差异，将喜欢运动的孩子推向会给他们回报的运动，将求知欲强的孩子推向会给他们回报的书本。先天并没有主宰后天。只要一个人有正常的基因和一个正常的家庭，那么就会有相同的潜在的个性与智力，而一些具体的细节就交给偶然事故或环境来决定。
巴菲特对先天和后天理解得也很透彻。他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一生下来就有了这样的头脑，运气很好，很小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读了一些书。1930年，他赢了一张“卵巢彩票”。要是早出生两千年，可能已经被其他原始人吃掉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跑得不快，别的方面也不行。
“我很幸运。我生下来就有好父母。我的父亲给了我巨大的激励。做父母的要教育子女。身教胜于言教。子女在父母身边，父母的一言一行，他们都在模仿。这些东西没法重来。要是你的父母言行一致，他们教给你道理，也身体力行，你就很幸运。我父母教我的和我看到的是一样的。这很重要。如果你总讥讽别人，教孩子的时候也讥讽孩子，这种讥讽，孩子永远抹不掉。小孩子那么大的年纪是最容易受影响的。”
对一个富裕的社会该有什么制度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决定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要不是这个社会，巴菲特觉得自己不会这么有钱。这不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假设你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之一，一个精灵让你们竞价选择自己出生的地方。你出多少钱就得愿意回馈给社会多少，出价最高的会生在美国，另一个会生在孟加拉国。你肯定会出价很高。出生在美国有巨大的优势。环境在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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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一些成功并有才识的家庭里会出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这些被称之为“分裂型”的人通常都很聪明、自信并专注。如同高尔顿所言：“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些能力超凡的人常常却有一些近亲会精神失常。”
独立特行的性格可能会帮助那些人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并非巧合。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领袖和宗教圣人都似乎走在精神错乱这座火山的边缘，而且他们又有一些亲戚患有精神分裂症。詹姆斯·乔伊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卡尔·荣格、伯特兰·罗素都有一些近亲患有精神分裂症。艾萨克·牛顿和伊曼努尔·康德都曾被描述成是“分裂型”的人。一些精确的调查研究表明，28%的著名科学家，60%的作曲家，73%的画家，以及高达87%的诗人都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障碍。这些数据的确滑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约翰·纳什，在战胜了30年伴随他的精神分裂型以及博弈论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说过，他在精神错乱期间穿插的一些理性时刻根本没有多美好，“理性的思考阻断了人与宇宙的亲近”。
精神病学家伦道夫·尼斯推测，精神分裂症可能是进化中的“悬崖效应”的一个例证。“悬崖效应”是指事物在变化的临界点阶段或范围所发生的变化特征和结果。也许精神分裂也是由于太多有益的方面汇集到一起，却产生一个不好的结果。一些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通常有益于大脑功能的发挥，但是过多的因素全汇集到一个人身上，就可能导致精神分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使人们易于患上该病的基因没有消亡。只要它们没有组合到一起，它们每一个都有益于携带该基因的载体生存下去。看起来，疯狂还自有道理。
一个人的后天可以逆转，但先天却不能。研究表明，哺乳动物的大脑发育对其在母体里的遭遇以及出生后的经历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这说明受到了基因的调控。但发育对成年之后的影响极为重要，它揭示了基因是如何听任环境中其他动物尤其是其父母行为的摆布。像往常一样，它既不支持极端的后天论，也不支持极端的先天论。基因既服务于后天，也为先天提供服务。因此，在发育的过程中得随时准备好汲取各方面的环境信息，并对之后的活动作出相应的调整。
巴甫诺夫相信，每个行为的真正原因都独立于人之外，而且心智所含的99%的内容都取决于广义上的教育，而只有0.1%取决于个人。对此，让·皮亚杰也得出结论说，对智力发展非常有必要的大脑结构是由遗传决定的，但大脑逐渐成熟的发育过程需要来自经验和社会互动的反馈，因为基因对其生存的世界具有高敏感度。
基因是由条件引导的，它们非常擅长简单的“如果-就”逻辑：如果给定一个特定的环境，就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发展。因此，基因是赋能者，而非约束者。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似性体现在先天本性上，而非后天培育。塑造孩子的个性是在其胎儿期，而不是童年期。父母也许用后天培育强化了先天本性的差异，但他们并没有创造差异。父母良好的教育与孩子某些个性的相关性不足以成为父母塑造孩子个性的证据，因为这些相关性没有区分出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社会化不是父母带给孩子的，而是孩子带给他们自己的。一些孩子可以无需任何抚育自己成长，而且长大后个性不会变坏；而另一些孩子则需要父母悉心抚育才能发展正常的个性——差异源于基因。所以，成为好父母仍然是重要的。
培养某种才能的渴望本身也是一种本能。一个人体内的一些特定基因让他有了一些特定的渴望。如果发现自己比同龄人更擅长做一些事，就会加强了对这件事的偏好。就像巴菲特，11岁时就对投资怀有强烈的偏好。熟能生巧，很快他便把自己定位成群体中某一方面的专才。后天强化了先天。个性是由渴望所强化的天赋的产物。
一个社会越是强调人人平等，天生的因素就愈加重要。在一个人人获得相同教育的世界，最好的工作就会归属于那些拥有最多天生才能的人，这就是精英制度这个词的意思。所以，平等主义者应强调先天，势利之人应强调后天。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基因和本人了解的越多，避免他们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坏”的基因型不是一个判决，它还需要一个“坏”的环境。同样，一个“好”的环境也不等于一个判决，它同样也需要一个“好”基因型才能成事。基因是通过对经验作出反应而运作的，具有典型的敏感度。在对天才的判断上，用不着让先天与后天对立，最重要的是两者交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