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郭树清、潘功胜重磅发声！中国不搞大水漫灌，近期将推出六大新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6月18日，第12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召开。一行两会高层均有重磅发言，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从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表态看，尽管疫情发生以来，海外诸多国家出台了史无前例大规模刺激政策应对经济冲击，但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对于这种刺激政策的潜在后遗症表示担忧。反观国内，仍将珍惜常规的政策空间，并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央行行长易纲6月18日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上透露，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良好的回升迹象。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但与此同时，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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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在会上介绍了今年以来央行贯彻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在抗疫中全力保市场主体等方面的情况。

首先，央行通过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扩大总量供给，重点解决融资难问题。上半年，央行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已经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包括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

“上述综合举措，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易纲称，5月末，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良好的回升迹象。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

其次，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市场利率持续下行，推动金融部门向企业合理让利，着力缓解融资贵问题。易纲表示，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块：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今年全年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再次，通过加大银行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解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易纲表示，在疫情冲击下，银行不良贷款会有所增加。因此，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是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性的重要措施。这也是金融部门承担实体经济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易纲强调，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此外，在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基本稳定的同时，实现了有效的货币信贷增长。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0次降准，释放流动性约8万多亿元，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5%降至目前的9%左右。

易纲解释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后，商业银行可以自主使用的钱相应增加，货币乘数上升了。降准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缩表”；另一方面，体现为商业银行通过发放更多贷款形成的货币扩张效应。与此同时，央行通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又会相应“扩表”。央行降准和增加再贷款是双扩张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则前者是缩表、后者是扩表。

“这几年我国央行‘扩表’和‘缩表’在金额上大体相当，所以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这几年基本稳定在36万亿元左右，这与目前国际上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的机理是不同的。但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持续合理扩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反映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断提高，市场机制运行良好。”易纲称。

面对各国竞相推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会上呼吁，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国际社会要加强沟通协调，尽可能形成合力，增大正面效果，减少不利影响。尤其是大型经济体应当主动考虑自身政策的外溢效应，自觉平衡好内外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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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表示，当今世界经济已高度一体化。制定和出台政策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平滑外溢风险，共同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周边和全球的欠发达国家影响很大。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制定政策时过于“内向”，就有可能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也很可能会透支美元和美国信用。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郭树清反问道，早在两千多年前，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已经有过政府滥铸金属钱币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更不用说纸币出现以后人类曾经遭受过的多次灾难。金融业内人士不能不懂得，开出空头支票也必须付出代价。

金融体系富有韧性通常是经济强健的表现，但是当实体经济尚未重启，股票市场却依然高歌猛进、不断上涨。对此，郭树清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扭曲空前显著。同时，尽管目前通货膨胀总体还不明显，但考虑到国际供应链恢复还需要较长时间，要素成本会进一步上升，加之货币派生机理变化，通货膨胀也有可能卷土重来。

此外，郭树清提出，还要考虑大规模刺激政策将来如何退出。进入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欢欣鼓舞，退出的时候可能将十分痛苦。2008年的“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未完全消化。

“我们都明白，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因而需要为未来的日子留下余地。”郭树清说，各国已经出台的财政金融刺激措施，规模和力度之巨大史无前例。在初期作用甚大，边际效用逐步在递减。目前来看，疫情还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与我们的生活并行共存。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在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建议大家三思而行，应当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郭树清表示，中国在金融领域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配套法规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中外机构在产品设计、股权投资、公司治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提高外资参与中国市场的深度。下一步将继续以稳就业保企业为重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速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支持资本市场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并透露近期银保监会拟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对于下一步银保监会如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速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郭树清提出五大方向。

第一，进一步鼓励银行与政府加强合作。各级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向银行业机构提供区域内经济和企业的信息。相当一批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发展前景，诚信记录良好。银政双方应当积极协商确定救助方案，特别是要做好应急融资接续，同时防范道德风险。要努力在多个层级上实现财政与金融的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银行应推出更多无抵押、低利率的信贷产品，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贴息、担保补贴分担成本和损失。

第二，强化政策性金融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今年政策性银行安排信贷规模比去年多增加将近1万亿元，债券发行规模也将增加，可用资金大幅提升。另外，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安排专项纾困资金，金额合计1000亿元。新增1000多亿元转贷款规模，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互联网银行，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政策性融资担保要提高覆盖面，降低担保费率，合理分担风险损失。

第三，更好地发挥保险特有的抗风险作用。扩大风险保障覆盖面，增加营业中断险、出口信用险产品供给，针对抗疫减灾和农业农村等薄弱环节，推出更多保险品种。保险机构要加大对企业中长期债券的投资，保险资金平均久期为13年，目前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近20万亿元，而投资企业债券余额只有2.2万亿元，潜力巨大。可将更多资金用于购买企业中长期债券，特别是电信、交通、新老基建等需要巨额中长期资金的行业。

第四，支持资本市场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今年以来，我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35.9%。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市值已居全球第二。近期，银保监会拟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第五，采用多种金融工具打通和修复全球供应链。要努力增加对国际产业链企业融资支持，帮助其拓展海内外市场，提高出口转内销比例。要支持出口企业与外国合作伙伴尽早恢复商贸往来，通过提供买方信贷等融资方式稳定出口订单，运用好出口信用保险分担风险损失。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优先保障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资金需求，畅通和稳定上下游链条。

郭树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影响中国，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深受其害。大灾当前，世界各国必须放下分歧，携起手来，紧密合作。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经过几十年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各国顺应市场规律和发展趋势充分合作的产物，对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改进社会福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任何“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都是不经济不划算的，将大大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在短期内也是难以实现的。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一同起步、并肩前行。十余年来，人民币已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上海已拥有比较完善的金融要素市场，已聚集比较健全、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金融机构业态，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枢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上海建设更具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央行、外汇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配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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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功胜表示，要坚持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竞争中的基本定位，建设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金融中心。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实力持续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计价、交易、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提升，全球范围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迅速增加，金融中心的国际辐射效应不断增强。目前，我国债券和股票市场规模全球第二，超过160万亿元，已被纳入多个主流国际指数。国际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已达到6.4万亿元，并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资产近年来以年均近40%的速度增长。下一步，央行、外汇局将支持上海发挥人民币资产发行和交易中心的独特优势，创新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拓展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全球各类投资者的投融资需求。

同时，上海建设更具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要坚持多渠道开放并举，加快推进更高水平的在岸市场开放。潘功胜表示，我国金融市场采取渐进式、管道式的开放模式，目前的开放渠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如沪深港通、债券通、沪伦通等，国际投资者通过离岸市场投资境内市场。第二类是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如QFII、RQFII，以及境外投资者直接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等。第三类是境外金融机构在我国设立商业存在，直接在境内开展投融资业务。

“多渠道并存的开放模式互为补充，较好地满足了境外投资者的需求。”潘功胜称，其中，第一类互联互通渠道，目前在开放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股票市场方面，“沪深港通”渠道下，境外投资者持有股票的市值占境外投资者持有总市值的60%；债券市场方面，“债券通”渠道下，参与机构数量和日均交易量均超过直接入市渠道。

潘功胜认为，随着人民币金融资产吸引力的日益增强，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日趋成熟，加快推动在岸市场开放，将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辐射效应。下一步，将继续支持上海优化多渠道开放布局，同时顺应市场需求，积极扩大在岸市场的对外开放，持续推动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共同繁荣发展。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还要继续推动上海成为金融机构，尤其是财富管理机构、资产管理机构的集聚地。潘功胜透露，央行、外汇局将推动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开放政策，研究推出新的开放举措，如扩大QDLP、QFLP规模，探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融资管理模式，继续支持上海吸引更多全球一流机构落户，助推上海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市场。

国际接轨的法治和规则环境也必不可少。潘功胜认为，高水平的法治和规则环境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和保障，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完善程度、透明性及可预期性，是市场参与者信心的关键。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际需要，央行、外汇局会同相关部门，支持上海在金融法律和规则体系方面，如证券名义持有和多级托管制度、结算交收方式、信息披露、会计准则、投资者保护，金融违法行为查处，更多地在上海先行先试，加快高水平金融法律的供给，加快与国际接轨，形成高质量的金融营商环境。

此外，上海还需实现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潘功胜表示，近年来，结合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上海科创中心等国家战略落地实施，目前我们已经在上海实施了高水平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政策，并在外债融资、资产跨境转让、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开放举措，有效提升了上海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下一步，央行、外汇局将继续支持上海率先实施更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同时，也将加快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健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审查机制，做到对外开放和风险防控一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