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冲击全球内首个国家“倒下”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下！
距离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发现至今已经过去近四个月，尽管国内形式已趋于平静，但许多国家的疫情仍不容乐观。
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全球经济受疫情消极影响也开始显现：多国多地封城、美股股指连续触底熔断、纽约油价历史首次收于负值...但更严峻的形势出现了！疫情在冲击国际原油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对新兴市场冲击也开始显现，债务违约下阿根廷或将再度重组！也就是说受疫情冲击阿根廷成为第一个“倒下”的国家...
01
阿根廷成为首个受疫情冲击倒下的国家
阿根廷号称国际资本市场的“违约之王”，在独立后共出现多次债务违约或重组。政府开支庞大、财政赤字激增以及大幅对外举债，是阿根廷屡次爆发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新冠肺炎疫情成为这一次压倒阿根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地时间4月19日，阿根廷经济部长古斯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根廷处在“事实违约”状态，目前无力偿还债务，所以才会提出全面的债务重组。他在讲话中强调，阿根廷已经在执行一项“假设没有外部信贷的计划”。
当地时间4月17日，阿根廷政府向阿根廷主权债券债权人提出债务置换方案。古斯曼当日指出，在给私人债券持有人的提案中，政府已经寻求“本金和利息扣除的最佳组合”，未来三年内阿根廷不会偿还任何债务，但在2023年会支付0.5％的息票。按照纽约法律，这笔息票相当于3亿美元 。
古斯曼强调称，“该提案被接受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我们认为是处在一个事实违约的状态，对此我们有一个计划， 那就是阿根廷不再接收外部贷款。这并不是说要停止接受，而是无法获得，我们也不认为会获得外部贷款。”
古斯曼指出，“在冠状病毒疫情的背景下，对阿根廷而言，基于梦想和幻想制定经济政策似乎是愚蠢的。必须根据现实情况进行。” 而阿根廷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债务在2023 年前无法偿还是事实，IMF已经了解这一点，他们发表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也反映出这一点。
阿根廷政府4月15日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文件，拟发行516.52亿美元的新债券。
据古斯曼介绍，IMF认为阿根廷至少需要5年不偿付外债，才能恢复其外汇储备。与此同时，政府还在与IMF谈判一项新的协议，以偿还上届政府获得的440亿美元贷款。
根据阿根廷政府的债务重组提案，阿根廷在海外的债务共计662.38亿美元。
提案计划削减62％的债务利息，共379亿美元；减记债券本金36亿美元，即债务存量减少5.4％。宽限期为三年。新发债券从2023年开始支付息票，平均利率为0.5％，将逐步上升到可持续水平，但平均利率为2.33％，其中部分债券将从2022年开始支付息票。提案拟发行的十种新债券，其中五种以美元指定，五种以欧元指定，期限为10年到27年不等。
02
曾经的阿根廷人富的流油
在上19世纪末到20是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阿根廷曾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从1880年到1913年，阿根廷年均GDP增长超过6%；从1870年到1910年，人口总数翻了五番；铁路里程从503公里陡增至31104公里；1910年，阿根廷人均实际GDP仅次于美国与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富有的外国人的形象，基本全是阿根廷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根廷和美国一样成了整个文明世界的乐土，无数欧洲的贵族精英移民阿根廷。
1900年，阿根廷人均GDP为美国的一半，日本的一倍。由于向世界出口大量的粮食和牛肉, 阿根廷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作“南美洲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这段时期成了阿根廷历史上的“美好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曾说过:“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
然而，之后接连发生的债务危机迅速将阿根廷推入苦难的深渊。由于公共债务负担沉重、汇率机制僵硬、财政赤字高居不下，经济增长乏力，2001年，阿根廷不得不宣布停止对外偿还本息（基本等于宣告破产）。之后，阿根廷人民一下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银行倒闭、失业率激增，半年内，全国3500万人口中有2000万处于贫困状态，月收入不到190美元。而学生唯一一顿饱饭，也只是学校的午餐。在距首都仅30公里的小镇里，孩子们不得不以蟾蜍和老鼠为食。
03
历史上的新兴国家债务危机
回溯历史，新兴国家曾多次在美联储连续加息后发生危机。究其原因，在发生危机前，新兴国家往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借贷了庞大外债，这些外债一方面导致国内经济泡沫增大，一方面加剧了通货膨胀。
1、阿根廷“股债汇”三杀
2018年开始，受美元走强影响，阿根廷比索贬值压力陡然加大，比索对美元的比价累计跌幅达到了15%以上！为抑制比索跌势，阿根廷央行自4月27日以来，在一周多时间内连续加息三次，基准利率从27.25%大幅升高至40%，被市场称为“绝望式加息”。与此同时，10年债利率走高，国债价格暴跌，Merval股指暴跌，呈现“股债汇”三杀局面。
阿根廷央行在4月27日打响保卫比索的第一枪。当天，阿根廷央行宣布加息300基点，将基准利率由此前的27.25%升至30.25%。因效果不佳，5月3日阿根廷央行再次加息300基点，基准利率水平一度到达33.25%。阿根廷央行试图扭转比索在外汇市场上的颓势，但5月3日，阿根廷货币再度暴跌8.5%，录得近两年半来的最大跌幅。5月4日，阿根廷央行直接将基准利率调升到40%。即使是央行如此疯狂的加息举动，也没能阻止人们抛售阿根廷比索的举动。同时，超高利率会直接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比索被疯狂抛售的原因之一在于阿根廷国内通货膨胀一直居高不下，2018年平均通胀率在25%左右。
2010年以来，由于阿根廷首位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实施了高福利政策，导致阿根廷出现经常账户和财政账户双赤字，一直持续到2015年马克里继任。
高通胀、国际收支逆差逐年扩大以及现代工业水平的落后已经成为阿根廷多年以来的顽疾。负债率高，取消资外汇管制和长期依赖农产品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是目前危机的内在原因。从2017年阿根廷出口结构看到，占比最大的还是食品饮料、农产品，占到了出口总量约一半。但2018年以来阿根廷重要产粮区出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出口同比减少，对贸易差额影响巨大。
阿根廷资本项目基本开放，经常项目的长期逆差加之薄弱的外汇储备和高额外债，导致其国际收支非常脆弱，只能不断借新债还旧债。美联储加息后，资本外流趋势无法避免，货币汇率承受贬值压力。对于新兴国家，尤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债务也是美元为主的情况下，传导速度会非常快。加之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出口受阻，上述因素叠加影响下，有限的外汇储备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导致危机爆发。
2、土耳其货币危机
2018年5月15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出现暴跌，日内一度重挫2.5%，刷新历史新低。5月23 日晚间，土耳其央行决定召开特别政策会议，将流动性贷款利率由 13.5%上调 300 个基点至 16.5%。2018年以来，土耳其货币里拉已暴跌超过17%。土耳其十年国债收益率在同一日暴涨91BP，达到了14.81%，创下了历史新高。
一直以来，土耳其的发展道路是以高通胀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一直维持着低利率政策，2017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4 %，在G20中处于领先地位，然而该国通胀率常年维持在10%左右的高位。5月中旬，埃尔多安表示将在6月大选后降低利率，引发了市场对于政府干预货币政策的担忧。
因为特朗普决定加码打压土耳其，包括将土耳其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1倍，铝关税调整为20%，钢铁关税调整为50%。以及计划出台更大范围的制裁措施，8月10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暴跌15.9%，创下历史新低。
随着土耳其里拉大跌，土耳其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5年的高位，而这同时伴随着其国内资本市场的崩盘以及创纪录的高利率。如果投资者因此争相削减对于新兴市场的投资，那么这种新兴市场之间的不利联动可能会产生放大效应。
此次危机根本的原因是土耳其经济的“三高”问题：高经常账户赤字，已占当年GDP6.5%；高外债占比，今年一季度外债占GDP比重达52.9%；高通胀，CPI同比增速连续11月达到10%以上，6月该国CPI为15.39%。
与阿根廷一样，土耳其也面临着短期债务比重大，经常性项目长期赤字，外汇储备低的问题。自2005年以来土耳其经常项目便基本处于常年赤字的境地，经常项目赤字意味着土耳其不能通过出口赚取足够的外汇来支付进口，于是只能通过借外债来弥补，这就导致土耳其外债不断增加。
04
除阿根廷，当前还有哪些国家面临较高的债务风险？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阿根廷经济将萎缩5.7%。专家认为，在采取牺牲经济发展的“休克式”抗击新冠疫情政策下，阿根廷就业、出口、债务等一系列问题已经逐渐凸显，经济发展前景堪忧。
而兴业证券指出，新兴市场的债务状况存忧，疫情或引发新兴市场债务危机。新兴市场依赖于国际贸易，此次疫情导致全球需求大幅下滑，导致新兴市场的经常账户恶化，进而国民流量性收入减少，从而会直接使得债务问题开始突出。兴业证券预判，相比2008年，当前新兴市场应对危机的能力更脆弱，若对外偿债能力承压，可能导致主权债务违约。除阿根廷外，南非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已经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展望未来半年到1年，新兴市场衰退风险和违约风险将加剧，从而引发金融市场进一步动荡。
那么除阿根廷，当前还有哪些国家面临较高的债务风险？
我们借鉴东吴证券观点：该将新兴经济体各国各经济预期指标（汇率、股指、国债收益率、疫情确诊人数），和风险防御指标（经常项目差额、外债占GDP比重，财政盈余指标、外汇储备覆盖率）进行了四分位划分，分别赋予1-4的分数。分别打分后计算综合平均分。
研究结论是，阿根廷、土耳其和巴西三国风险最高，欧元区的意大利、希腊次之，亚洲新兴国家除印尼外，整体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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