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疫" | 盛松成：应对疫情要高度关注经济薄弱环节，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经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各地方、各部门全力投入这场战“疫”之中，为对冲疫情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影响，稳定市场信心，“一行两会”、财政部等部委相继出台系列举措，重点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对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深入推进，其对今年全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愈发受到关注，停工停产对中小企业和个人就业的冲击讨论四起。已有一些研报预测疫情对今年GDP的影响，并将此次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与17年前的“非典”做比较。

不过，疫情防控工作仍处关键期，其持续时间与最终影响范围尚难准确预测，对宏观经济冲击的预判为时尚早，但亦不可忽视疫情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多方面挑战，需及早做好应对之策。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经济恢复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比当年“非典”的时候更严峻，保障人民健康安全是第一要务，经济和就业稳定同样为民生所系。在全力应对疫情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经济的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保障民生。

证券时报记者：一些观点会用“非典”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做比较，预测此次疫情对今年经济的影响，您认为此次疫情过后，经济恢复所面临的哪些挑战是与“非典”时期所不同的？

盛松成：现在预测疫情对今年全年经济增速的影响还为时尚早，因为目前无法预判疫情控制的情况、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等变量。另一方面，现在预测疫情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意义不大，当前最重要是要做好两方面事情，一是防控疫情，把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放在第一要务，二是要高度重视经济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中小微企业尤其是服务型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

简单地将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与“非典”时期做比较是不准确的。当前的国内外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与17年前相比，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时，我国加入WTO后的外需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人口红利处于高峰期，经济上行的动能很强，而现在正是全球化受到挑战的时期，国际环境已与当年大不相同。

例如，当年“非典”时期，由房改带来的房地产业爆发式增长刚刚开始，在“非典”结束不久的2003年8月房地产业被正式列为支柱产业。而现在则强调“房住不炒”，且疫后不大可能通过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

再如，“非典”时期，政府、企业、居民杠杆率不像目前这么高，货币政策的空间更大。现在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日趋下降，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时代也已经过去。

此外，此次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目前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占比远高于2003年“非典”时期。2019年，第三产业在我国GDP中的占比较2003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成为在GDP中所占比重最高的部门。2003年，第三产业的增速远不及第二产业，如今这一情形已经倒转。由于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强，疫情对对就业的影响也较大。

证券时报记者：您刚才提过，应对疫情也要高度关注经济薄弱环节，您认为当前的经济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哪些领域？

盛松成：受疫情影响，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压力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挑战。

内外部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显著变化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与“非典”时期相比，目前经济恢复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随着各地防控不断升级，春节假期相应延长，多个省份宣布企业不早于2月9日复工。延迟复工对许多中小企业的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每停工一天，就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包括房租、工资、各种费用摊销等在内的多种经济损失。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可谓雪上加霜。

如果企业出现较大面积倒闭，就业形势就会恶化，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但稳经济首先要稳企业，企业稳了就业才能稳。就业稳，市场才能稳，扩大消费、促进投资才有基础，经济的恢复才更为可期。

证券时报记者：为应对疫情对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您认为有必要出台哪些政策举措？

盛松成：一方面，要避免“一刀切”式的过度干预而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在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应鼓励员工在家远程办公，而不是让经济更长时间地处于“休克”的状态。

人力成本是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的主要成本。因停工造成的收入减少、订单违约等损失，会对中小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压力，其最终会引发就业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一方面要保障民生，保证企业员工合理正常的收入；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到企业的用工成本和实际经营过程中的困难。

此外，可考虑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可在边际上适度放松。

证券时报记者：不少观点预计，受疫情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政策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您认为财政政策应出台哪些举措？

盛松成：此次疫情对地方财政造成了较大冲击，税基缩减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

我国政府部门整体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且政府债务结构较合理，绝大部分为内债，外债占比很低，短期债务占比也较低，这些为我国提高财政赤字率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率，至少可以提高到3%。

证券时报记者：央行近日提出，将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您认为下一步货币政策在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方面可以出台哪些举措？

盛松成：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关注有效舒缓本次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努力降低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可在边际上适度放松。据有关测算，如果对企业在3天假期延长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予以免除，大约可减轻企业财务成本450亿元左右。央行可通过宏观审慎评估，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通过再贴现、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医药卫生领域和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金融支持。

同时，降息也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总体看，我国的利率水平相对其它国家仍偏高。降息的方式有多种，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可以通过下调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逆回购利率等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进而降低贷款实际利率。

至于有观点担心的通胀压力是否会制约货币政策的边际放松，我认为，物价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不大，因为疫情对物价的影响集中在少数种类的食品、药品和卫生用品上，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基本稳定，甚至可能因需求减少而下降，一二月的CPI究竟是涨还是跌尚难下定论。

证券时报记者：“非典”结束不久，房地产业被正式列为支柱产业，此后一系列刺激楼市的政策出台。此次疫情过后，为稳定经济发展，当前的房地产政策是否应当作出调整？

盛松成：由于疫情已经对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加剧了短期经济的波动，房地产投资的平稳对于顺利渡过当前的难关也很重要。尽管现在强调“房住不炒”，疫后不大可能通过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但应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也就是说，不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不应与政策继续收紧划上等号。

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销售回款和银行贷款、表外融资等外部融资是房企主要的资金来源。人民银行《2019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4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比上年末低5.2个百分点，连续17个月回落；全年增加5.71万亿元，占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量的34.0%，比上年全年水平低5.9个百分点。目前，无论是从存量还是增量看，经过三年多的楼市调控，我国房地产融资占比已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

同时，受疫情影响，全国多个城市针对房地产市场下发了“暂停经营”的通知，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也发出号召，全国楼盘暂时停止售楼处的销售活动。房地产销售的迟滞将加剧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紧张，而销售回款（包括个人按揭贷款和定金及预收款）已经成为房地产企业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2019年达到49.62%的历史高位）。

可以看出，当前的房地产融资环境不能再进一步收紧了，否则会对稳定投资增速带来负面影响。目前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非常紧张，以前每年破产的中小型房企平均有250家，2019年这一数据近500家。虽然优胜劣汰是行业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房企头部效应的过度积聚会引起垄断，这将增加房地产政策调控的难度，也不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口向大城市积聚，首套房和改善型住房等刚需依然很大，房地产发展还会有相当长的时期。因此，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还是要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只有稳定房地产销售，才能使房地产企业有销售回款，维持正常经营。这既是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证房价稳定的重要因素。

房地产政策应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宗旨，建议适度放松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限制，允许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房地产企业延期还贷，缓解近期销售萎缩对其资金链的冲击。支持房地产业合理融资需求，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增加住房供给，加强房价预期管理，并继续构建和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